——兼与张五常教授商榷楼市泡沫的皮到底什么做的？

 

现在房地产界弥漫着一种对限购政令的纠结：地方政府怕约谈问责，房企老板怕房价逆转，富人钱无处可投，穷人总被误伤。

在对一些房地产企业的战略咨询中，笔者总是就限购的本质切入来阐述：

要理解中国式限购，只要了解其行政色彩和行为色彩即可！从战略看，房企过于关注限购政令是没有必要的，限购政策本质上决定它是短期的，无非房地产滚滚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从战术看，房企过于焦虑限购政令也是没有必要的，限购无非短期需求的强行抑制，只要计算自己的现金链强度能抗多久即可，而不要固执于利润的“云”计算。

媒体报道，丹东、宜昌、韶关以及南昌、呼和浩特等传统意义上二三线、甚至是中小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已经引起了住建部和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高度敏感”，中国经济的最高决策层担心，一线城市因限购而挤出的投机资本进入人均收入、购房支付能力更低的二三线、中小型城市，将导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关于经济调节，总有两派理论，一派主张信任市场，一派主张信托政府。从经济调控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难独立担当完美调控经济运行的重任，只有市场与政府的组合调控才是最佳的。但问题是，这种“组合成分比”并没有标准可循，所以经济总会在这个“组合成分比”的影响下踉跄前行。

    基于此，我们理解中央政府的政令：

要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限购总比不限购好，作为总比不作为好，纵使不会有大的效果，但有效总比无效好。纵使不会有长效，但头痛医头总也是一种选择。

张五常曾针对央行货币政策批评说“都不知道他们在说啥，全都是胡说八道，有位央行官员，我都不好意思老是批评，也不好意思批评房产政策。可实在很少有那么蠢的，什么叫泡沫？所谓的泡沫就是拿针戳一下就泡了，那才是泡沫。说中国楼市泡沫，但用什么都扎不破。中国的楼市泡沫是钢做的，而且还得继续涨。”

张五常教授这个观点有点张狂，但有个启发，中国的楼市泡沫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楼市泡沫厚到扎都不破？地产观察者许子枋认为：中国楼市泡沫的实质既是资本推动也是资本冲动的结果。解决资本推动问题，央行在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来解决，解决资本冲动问题（根源于中国人的跟风心性），则可通过限购的行政政令来强行抑制。假设资本的推动力和冲动性衰竭了，楼市泡沫的皮还是钢做的吗？

那么，为什么中国楼市泡沫似乎针都戳不破？其实关键在于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心存一念之仁，因为房地产的支柱作用和拉动性，中央政府的心态是让楼市泡沫慢慢泄气，而不是让泡沫突然破裂。因此对行政调控的拿捏意图是控制好楼市温度在零度和零度以上的区间浮动，而非将楼市温度强行降至零度以下。

但如楼市温度总在零度以上，资本冲动又怎会退潮？这就是所谓泡沫不破的深层原因，否则以中国如此高度行政化的国度，要戳破一个楼市泡沫还不轻而易举。君不知，90年代那波房地产调控，中国大地楼殍遍野的惨象。

 

限购并未让房价下降，本质上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心态。地方政府退出土地财政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土地财政利益与财政压力，对房地产限购的原动力不足，因此中央政府的一纸行政限购指令，到了地方政府手里，有意无意间演变成了一场行为表演。

基于这种不彻底的行政限购意愿，房价下降也难。况且，如果房价真下调，而且下调幅度较大。到那时，资本的追逐冲动就会陡变为资本的逃离冲动，而且房价的下泄就更非可以人为妙手拿捏了；到那时，房价下泄，泥石俱下，地方财政、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将面临坍塌风险，其危害性远难评估。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主要经济数据。由于猪肉、鸡蛋等食品价格出现小幅上涨，5月CPI同比涨幅又将面临一定的反弹压力，甚至可能创出自去年11月份以来的新高，短期宏观调控重点仍将是抑制物价上涨。

同时，预计6月加息窗口可能再度开启，出现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汇率“三率”联升的情形。而年中可能是今年通胀压力最大的时段。

 

 

美国语言学家莫里斯提出，语言符号具有三种意义，即：所指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三个概念几乎包含了在跨语言交际中可能出现的所有诸如词语、意义以及更为重要的语境、文化、信息发出者、信息接受者等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一个语言符号的理解，并不仅仅只是实现直接信息的传递，而是应该同时实现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在语者和受众之间的传递。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上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个互不从属的部份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

 

这两段引述显得非常生僻和深奥，在现在社会，一般读者就跳过吧。我们接着用尽量通俗的语言来应用符号学来分析CPI这个符号。

索绪尔认为符号是意符和意指的结合，前者是符号的形式，表现为一种声音、文字或图像，后者是符号所代表的对象，指向被联想到的事物。

 

我们知道居民消费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这就是CPI的所谓意符。

在美国构成该指标的 CPI走势，主要商品共分八大类，其中包括：食品酒和饮品、住宅、衣着、教育和通讯、交通、医药健康、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

在我国CPI构成和各部分比重，2011年最新调整为

　　1 食品 31.79%

　　2 烟酒及用品 3.49%

　　3 居住 17.22%

　　4 交通通讯 9.95%

　　5 医疗保健个人用品 9.64%

　　6 衣着 8.52%

　　7 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 5.64%

　　8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3.75%

 

符号学意义在内涵层面上，其表达意义的重要方式是隐喻和转喻。隐喻是通过类比指出两件事物之间的关系，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两指者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与“隐喻”相联系的另一重要概念是“转喻”，即以局部来指代整体或以整体来代表局部，隐喻和转喻所蕴含的，是符号的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说，CPI符号外延层面的意义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单纯地来自符号本身，我们可以用“所见即直指”的方式来解读。而符号的内涵则主要通过隐喻和转喻手法表现为符号的深层意义和潜在意义；揭示隐喻和转喻，正是为了揭示CPI的言外之意。

 

CPI是一个滞后性的数据，但它往往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但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CPI的稳定及其重要性并不像发达国家所认为的那样“有一定的权威性，市场的经济活动会根据CPI的变化来调整”。

 

 

因此，如何理解CPI指数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CPI的如何理解，经济观察者许子枋认为，要对CPI进行新的发现与重构！

 

譬如，近几年来欧美国家GDP增长一直在2%左右波动，CPI也同样在0%～3%的范围内变化，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是国内经济快速增长，近两年来GDP增长都在9%以上，CPI却没有多少波动。二是一年之内CPI大起大落，前后相差几个百分点；一般情况下，CPI是不可能大起大落的，除非经济生活中有重大的突发事件（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2004年中国的CPI大幅波动有些异常。三是随着CPI大幅波动，国内经济一时间通货膨胀率过高，民众储蓄负利率严重，一时间居民储蓄又告别负收益，通货紧缩阴影重现。

因此如何对CPI发现和重构，在中国理论界，显得尤其重要和急迫：

 

关于房地产暴利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实际上对什么是暴利都没有明确界定，争论就开始喋喋侃侃了，这是中国式争论的常见现象，也是中国式思维的见怪不怪的现象。

 

从国家法规层面来看，什么是暴利？

能根据的只有1995年颁布了《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的行政法规，其中载明：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差价率、利润率)均不得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幅度，或许即可认定为暴利。

笔者仔细阅读《规定》全文，可以说啼笑皆非。按规定，商品房只有与商品房比，其价格水平、差价率、利润率幅度发生了异常增长才是暴利。针对房地产市场而言，目前所有商品房与商品房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平均利润率)相比都不构成暴利！

显然以1995年的这个暂行规定来解决房地产暴利问题，是荒谬的。

或许我们以保障房和经济使用房来作为比对标准，但显然以一个非完全市场性的商品来比对春市场性的商品，这是更荒谬的！

那么，暴利这个词本身就是个悖论？但我们对暴利却能感同身受，如何才能反暴利呢？

 

 

今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对房地产商的这番话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我没有调查你们每一个房地产商的利润，但是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时隔两月，4月27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表示，发改委正在研究在商品住房领域实施反暴利规定，以使商品房价格能够保持在合理水平。

 

国务院主管部门是可以对于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与居民生活有密切关联的商品和服务来制定规则，反对企业牟取暴利。但发改委拟将商品住房列入制止牟取暴利项目，最直接的根据只有1995年国务院颁行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因规定十分模糊，却又是目前法规对所谓“暴利”最为明确的界定。以这种模糊的基础规定来反暴利，要么仅是一个国家部委的道德表态，要么就可能制造一种新的伤害市场正常运行规律的规定。

我更倾向国务院的表态是一种支持总理的道义表态，支持民意的道德表态而已。

 

理论上，只要没有垄断，完全竞争的市场之力是可将企业的利润归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以暴利或则是有的，但暴利肯定是不可持久的！

那在这种不过情况下，我们能做的：

让政府这只手出重拳，去干涉市场本身能自己解决的问题，造成一种新的后果：市场经济规则被瓦解。

让市场这只手去拍打，让房价下跌，但因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关联以及资本密集性属性，“暴利”的下降速度太慢，让商品房消费者难以忍受。

 

还有别的方式吗？

理论上，企业的天职就是创造利润，那这种创造利润的天然冲动究竟如何控制，才不至于成为暴利的“恶之花”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企业的责任边界：

按冯仑的观点，他将一个企业视同企业公民。关于企业公民责任边界，他列举了三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即企业只要盈利、纳税，就算履行了企业的责任。因为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有效分配资源的一个载体，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承担的责任是最有效地分配经济资源，如果有盈利，那么对股东来说这个资源的分配就是积极正面的。于是按经济学家的理解，只要企业赚钱，实现盈利，能够很好地配置资源，善待员工、依法纳税，这样的企业就算是一个好的企业公民。

第二种理解：企业公民的义务不仅是维护员工利益、纳税、依法经营、建立合理的竞争秩序以及维护社区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还有承担无边界、无限度的责任。中国观念一向有“均贫富”的传统，所以一谈到企业，多数人的期待是“好人好事随便做”，只要是好事你就得做，不做你就不是企业公民，甚至形成全社会对企业家群体的压力，出现劫富济贫，出现了“慈善榜”、“纳税榜”等各种各样的排行，总体来说就是指责企业家和社会先富起来的人道德太差，赚得太多。

第三种理解：也是冯仑比较接受和赞成的——目前西方比较通用的企业公民概念，即企业公民要承担确定范围的社会义务、公民责任，这个范围就是只涉及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比如非洲难民不属于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你可以关心，但不关心也不为错，然而如果对直接利益相关者不负责任就一定是错。比如说食品企业将食品卖到非洲，那里的消费者就是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食品安全你就要负责任。

因此，企业公民的道德边界强调的关键词第一是“直接”，第二是“利益相关者”。所以他主张企业公民的道德边界既不是窄到企业内部，也不是宽到了无限，而是界定得很清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按照这个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经济社会才会是一个公平的经济社会。

 

按冯氏理论，就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开发社区是其利益相关者，社区利益、社区生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是开发商要关注的；同时，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精神、伦理、健康方面的利益也属于直接利益相关部分。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做的房子除了质量保证消费者利益以外，如果其价格有给消费者带来社会性的普遍压力，就是不道德的，开发商作为企业公民是要承担责任的。

 

因此，经济观察者许子枋认为：《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由于不具有操作性，该行政法规颁行16年来，除了成为各地制定制止牟取暴利办法这类行政规章的法律依据外，几乎未见适用于调节哪类暴利商品。对此法规在商品房反暴利中的作用，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在目前阶段，对开发商的追求暴利的冲动是要限制的，在房地产市场暂处于卖方市场的背景下，市场调节的速度有限，就需要通过强大的舆论压力对开发商进行道德教育，开发商也有必要思考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如此或可实现商品房“暴利”与市场平均利润率的趋同。

慧哉此言！这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深度理解、对中国文化深度理解的战略思维。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中国企业的健康成长，善莫大焉。

早在1992年年底，在深圳国土局主办了一次房地产沙龙。作为万科代表，王石在发言时明确告诉与会者：“万科超过25％的利润不做。”就是这个非暴利思想定位，奠定了王石的万科成为房企的道德标杆，奠定了万科的王石成为房商的精神领袖。

中国需要更多王石的万科。但王石走了，这是一个多大的悲哀！

     近段时间，有两大类新闻对举发生，一直在引发我的思考：

     一类是，电力企业因亏损要求涨价，过路费高昂致使物流企业不堪重负；再就是中小企业倒闭潮令人堪忧，菜农因菜烂在地里无力还债而自杀。

 

     从城里菜高伤民，而农村菜贱伤农，我们第一判断：这是粮食剪刀差造成的，但实质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什么是剪刀差？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

 

      我们来看剪刀差产生原因：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实行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对所有产品统一定价的政策，通过人为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等其他物品价格，制造价格 “剪刀差”，为工业企业创造高利润率和扩大投资所急缺的累积资本。结果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形成“城乡剪刀差”，副产品是没有竞争的工业制造业在高积累条件下低效率运转。

     当今，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后，从生产环节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些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为什么粮食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扩大了？

     仅仅是因为目前中国粮食的定价体制（仍采取国家调控与市场供求相结合的方式，粮食价格的调整并没有与农资等工业品相适应，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落后于农资等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而造成的吗？

 

      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造成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流向更具比较优势的工业、房地产业等领域。粮价形成机制的不完全市场化，与农资、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相对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是这种新的“粮食剪刀差”原因之一。

但实际上菜农自杀的直接诱发因素是：国家适当对粮食价格管控后，因为公路收费高（央企或国企管理），粮食流通贸易者(民企)无利可图，菜贱伤农(民企)！显然，这个剪刀差不仅是城乡剪刀差，也不仅是粮食剪刀差，而是内涵了一种新的剪刀差的变种：中国央企和民企的剪刀差！

 

      粮食剪刀差不是本文要谈的主旨，本文旨在想借剪刀差这个词汇，探讨央企与民企为何会产生剪刀差？它导致的影响在哪？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界定一下央企和民企的概念。按照政府的管理权限划分，中国的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中央企业（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由地方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除“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外，其他类型的企业只要没有国有资本，均属民营企业。本文更准确的标题应该是“谈国企与民企的剪刀差”，但因为央企在国企中的标志性和某些资源独占性，本文将央企和国企等而观之，所以选用现标题。

 

      那么存在于央企与民企之间的剪刀差究竟是什么呢？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者许子枋认为：央企在资源要素的获取与定价权控制领域，其权利远高过民企，但在承担企业经营风险领域，其责任远小于民企。央企基于垄断定价权形成的价格大于价值，民企基于被边缘化的定价权所形成的价格小于价值，这就形成了央企与民企的剪刀差。同时央企权利大于责任，民企责任大于权利，也是央企和民企剪刀差的表现形式。它们表明了央企和民企之间的不等权竞争。

 

     我们知道，能源是国民经济的战略物资，通信是国家安全的屏障，粮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笔者并不主张要将这些领域完全民营化，即使要牺牲效率，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这些战略商品可以由政府来垄断。本文要探讨的是：目前央企与民企的剪刀差的扩大究竟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新问题?如何才能缩小央企与民企的剪刀差？

 

       比如电力企业亏损了，却可以以亏本理由要求涨价？超市菜价约谈的同时，却可以不约谈地提高油价？公路收费早以收回成本，却仍在垄断盈利？中粮等不专注于国家粮食战略，不专注于转基因食品的利弊研究，却去搞房地产？这样的垄断都在扩大央企与民企的剪刀差。

      行政垄断之下，不可能知道央企利润中哪些是由于企业对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务而获得的报偿，哪些是权利垄断制定的高价对消费者的掠夺。而当这种反向激励导致成本增加利润下滑甚至出现亏损时，却又有了人为提高定价或维持高价的借口。

     这样的剪刀差，奠定了民企的二等企业公民的地位，从而衍生了民企在诸多领域的不平等待遇，稳固了公权机构办事人员的思维定势：比如，在诸多领域对民企资质认证和资格准入人为设置壁垒；比如，民企在获取国家金融机构（央企）信贷支持享受差别待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公平是效率的孪生兄弟，垄断是经济进步的天敌！

      央企和民企之间的剪刀差，已经且继续在导致中国经济的不和谐。逐步消弭央企和民企之间的剪刀差，其实质就是确立中国所有企业公民的等权体系。

     要想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和人民福利的稳定增长，缩小和消灭央企与民企之间的剪刀差，才是让中小企业蓬勃生长，让中国经济渡过危机实现软着陆的根本。

     因此，必须警惕当前央企与民企剪刀差的加速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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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近闻，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在接受腾讯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在于可能产生比较强的资产泡沫，尤其是房产价格快速上涨。

他还说“如果价格涨幅过快，超出基本面支撑的话，出现调整，会直接影响国际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是防止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此番言论，属于常规性观点言论，并不能完整透析中国经济实情与中国国情的特别之处。经济观察者许子枋大胆放言：

因为中国是一个行政性非常强的国家，价格的行政管制力度可以远超过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想象。以CPI为标志的通货膨胀，在中国行之不远。估计在央行已连续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连续两次加息已提高到3.25%。加上估计的上半年还有一次加息的可能，CPI在年中见顶是大概率事件。

到那时，CPI的下，就是股市大上的时候，就是全球股市的“黑天鹅”事件。

 

政策宽松，中小企业受惠不大；政策紧缩，中小企业受伤最深！

应对所谓金融危机的4万亿，直接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去年下半年明显出现，我们现在看到货币政策的反应，包括加息，都反映了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采取的措施。

真正的货币政策紧缩从2010年四季度开始，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同时也提高利率。

但是，这一系列的做法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2010年国内非金融部门在股市和债市上的直接融资已经占到融资总量的1/4，融资结构多元化发展已为大势所趋。虽然大型优质企业融资将与信贷资金渐行渐远。银行资金链紧张，中小企业受伤最快，受害最深。

针对近期中小企业因信贷环境偏紧资金链告急的情况，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商业银行必须严格坚守授信集中度底线，从“傍大款”、“垒大户”的传统发展模式中走出来，要更加注重对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也许，这仅仅只是一句安慰，中国的金融业更有潜规则。

据2010年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近5000多万家中小企业。根据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测算，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8%，创造了近60%的经济总量和近50%的财政税收，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

看看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了。中小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在中国，对中国经济、对中国政治的关联程度有多大！延伸阅读：地标集团[城镇策划 地产顾问 投融并购]。